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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则黄来福认为土司这样顽固封闭落后，有如一个国中之国般的制度是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的。

    土司制度，肇始于唐朝，在明时被广泛使用，主要是出于害怕麻烦，所以让各地土人自治，但是历史无情地证明，这个土司制度却是造成各地屡屡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

    依明时的土司制度，各地土司不需向国家交纳税赋，土司官只需每三年向朝廷纳贡一次，而且区域内一切自主，如同国中之国。如此过于优待，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土司特权思想，越来越骄横跋扈，甚至在境内驱赶残杀汉人，造成国中之国的事实。

    这些人特权享受惯了，骨子里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与汉人区不同的政策是理所当然，若是朝廷要求他们如汉人区一样的负担税收与兵役，反而会认为国家对他们不平等待遇，就要造反。

    这点在努尔哈赤身上也是表现明显，建州当时如西南土司一样，也是属于羁勒州，境内的夷人不需要如辽东汉人一样的纳税，只需每三年纳贡一次便可。由于建州的这种特权待遇，加上当时辽东镇的汉民税役负担重，汉民纷纷逃往建州，当时辽东便有“走于辽不如奔于胡”的说法，而努尔哈赤羽翼丰满后，便如杨应龙一样的起兵叛乱了。

    所以说土司制与羁勒制一样，都是当时的国之大害。其实明人官员也不是没有人明白这一点，不过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当官的都是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官原则，境内的土人与胡人习惯以闹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古时官制也多是境内有人闹事，自己的官帽就不稳，所以在各地官员的姑息养奸下，明知大害，土司制与羁勒制还是成为各地通行的非汉人政策。

    这样的结果，也是大明边境叛乱频繁的原因。杨应龙多年来屡屡领兵作乱祸害巴蜀地带，却被当时四川与贵州高级官员屡屡放过，便是害怕事端，姑息养奸的结果。

    不过对于黄来福来说，不论是为国为己，自己都不许可土司制在播州一带死灰复燃，改土归流是为必然。他并不介意接下来播州之地会有什么反复，如当地土人再闹事，他不介意用长枪与火铳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安静与守秩序。有可能的话，他还会建议万历帝慢慢在西南与大明各地撤销所有的土司与羁勒州。

    ……

    对于黄来福的改土归流意向，四川巡抚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湖广巡抚支大可都有些异议，虽说播州之地能改土归流，对于他们也是大功一件，不过他们却是担心别处土司官们的反应，还不如保持现状为好。眼下播州刚定，可别又有什么事出来，对眼下大明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是？

    不过黄来福却是决心己定，很快，他的报捷奏疏快马送入京师，上面还有自己对于播州当地的处理建议，希望在当地改土归流，并将俘虏的十余万土兵及眷属送到塞外去做苦力，一方面作为他们的惩罚，一方面也为当地减少不稳定因素，免得官兵走后，这些人又反了。同时间的，杨应龙尸体，还有他的儿子杨朝栋、杨兆龙等叛将百余人一起被装入囚车，械送京师。此外还有一部分的缴获一起送入京城内。

    在等待京师回应的同时，黄来福也不闲着，在播州各地回来清理，俘虏中的土人军官头目，杨应龙亲信，当地投靠杨应龙的土人豪族等，尽数杀了，并抄没了他们的土地财产，他们的族人也尽数抓入重庆，等着送到塞外去开农场。杨氏家族经营播州数百年，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不过在黄来福的严厉打击下，杨氏在当地势力一扫而空，没有任何再死灰复燃的机会。

    黄来福的手段强烈震慑住了附近的土司们，这些人其实与塞外的胡人一样，都是畏威而不怀德之辈，见到杨应龙及家族如此下场，心寒之下，也不敢再生出什么异心，否则将来自己及族人就是这样的下场。黄来福的手段，让他们心下畏惧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效果，就是历史上的奢安之乱没有再出现，这对大明与奢崇明、安邦彦等人来说，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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