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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利玛窦的后继者，龙华民不可谓不清楚面圣的难度。

    酒过三巡，徐光启以聊天的口吻询问龙华民：“教宗那边有回音了吗？”

    教宗？一屏之隔的陆文昭注意到了这个词。“到重点了，仔细听。”他压低声音，然后把自己的无常簿也掏出来。

    “教宗保禄五世（pauluspp.v）已经允准用中文翻译圣经了。”龙华民知道徐光启在问什么。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龙华民命令金尼阁神父返回欧洲，赴罗马向教宗保禄五世汇报在华教务，并向教廷提请，希望教廷能够允许在华耶稣会以汉语举行圣事，以中文翻译圣经。万历四十三年，教宗颁发诏谕，表示同意这个请求。

    万历四十六年，金尼阁带着教宗的诏谕再次抵达中国。

    “那教宗对‘利玛窦规矩’的看法如何？”徐光启轻轻举杯，微笑着问道。

    “教廷仍在争论，并未得出确定的答案。”龙华民有些上头了。

    “那会长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徐光启放下酒杯，拿起筷子，看了一眼郭居静。然后又将注意力投回龙华民。

    “我当然还是那個看法。祭天、祭祖、祭孔等活动含有迷信、崇拜的要素。自是有违我教教义的。只要受洗入教，就应当抛弃之。”龙华民坚定地回答道：“既入我教，当拜我主。保禄以为如何？”

    “呵。”徐光启没有作答，而是转身询问郭居静。“仰风以为如何？”

    “尼科洛·隆戈巴尔迪！你这是背叛！”郭居静本不愿与身为会长的龙华民起争执，但这个问题涉及“利玛窦规矩”，郭居静也就不能再沉默了。

    所谓“利玛窦规矩”，其实是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

    利玛窦总结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前辈在中国传教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想要使天主教传入中国，首先应该使天主教教义本土化。即使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合儒”、“补儒”、“趋儒”。

    利玛窦知道，想要在大明广传圣教，要么得到皇帝的支持，要么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支持，至少不能让这两方都厌恶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为此，他不惜修改教规，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

    比之前辈，利玛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有更深刻的观察和领悟。他明白，中国的世界观或者是意识形态是全面的，是一个包括科学、技术、伦理、哲学的有机体。要使得天主教教义为中国接受，必须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进行天主教的“中国化”。

    利玛窦身体力行，从生活方式、观念及表达方式、道德规范、礼仪祭祀等四个方面推行天主教的“中国化”。

    利玛窦认可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的习俗。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故祭天本身就是在祭拜上帝。而祭祖与祭孔，这些只属缅怀先人与敬仰哲人的仪式，与信仰也没有什么干涉，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他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用中文撰写了一本名为《天主实义》著作。他撰写此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宣扬天主教教义。但在此书中，他又处处注意教义与儒家思想的协调。比如利玛窦特地援引儒家经典中的字句，论证西方的“真神”就是中国的“上帝”。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

    又比如，他把基督概念中的“爱”与儒家概念中的“仁”等同起来。说，在真正的友谊中，对待别人应当像对待自己一样......

    这样的创新与突破，使得他的传教活动得到了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名士的热烈响应。也使他能够破天荒地进入北京，在北京立足，直至病逝并葬于北京。

    利玛窦在世时，龙华民一直遵从“利玛窦规矩”，从未在任何场合表现出对于该规矩的反对。在利玛窦及其他中外耶稣会士看来，他就是“利玛窦规矩”最忠诚的拥趸。

    但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之后，接掌教务的新任会长立刻改弦易辙。他首先宣布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将deus译为“陡斯”。

    其次。他宣布中国人祭天、祭祖、祭孔的传统与教义相悖，宣称真正的圣教教徒不应该继续进行这些富有迷信、崇拜要素的活动。

    “礼仪之争”由此肇始。

    礼仪之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华耶稣会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分歧。以龙华民为首的澳门总会，与两京路线上的各分会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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