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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换下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

    会议已经开始。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6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二十来个军官。史陶芬伯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约两米远，此时是十二时三十七分，再有五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

    史陶芬伯格请求离开一会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

    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现史陶芬伯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

    十二时四十二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二十四名与会者中四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震坏了耳膜。巨响之后，史陶芬伯格看见了建筑物冒出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拉响，他还是顺利通过四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

    抵达柏林后，史陶芬伯格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得到消息：希特勒没死！

    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

    但希特勒没死，就等于任何办法都是无用的。

    暗杀行动失败后，希特勒立即展开血腥报复，当夜凌晨史陶芬伯格等四名主要参案者被枪决，死时史陶芬伯格只有三十五岁，随后一百一十名涉案军官被捕。在后来的几天里有过反纳粹言行的五千多人被投入监狱，凡是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军官都惨遭“盖世太保”的酷刑折磨后被害，这些人要么被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要么被用钩子钩死，处死的部分过程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细细“欣赏”。

    据德国史书记载，被杀的一百多名德**官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表示忏悔，他们默默写下遗嘱，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应该说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这次刺杀希特勒行动是德国反抗纳粹统治的一次重要标志，但很多德国人并没有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纪念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同意用史陶芬伯格的名字命名任何一所学校或街道，一些人甚至把史陶芬伯格这些人称为叛国者，一个曾经参加过刺杀希特勒的人从当时的西德跑到东德，德国舆论竟称，当过一次叛国者的人永远是叛国者。

    直到一九八三年有关部门才开始把反法西斯的历史资料集中存放起来，以示重视，但是很大一部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希特勒的只是少数对纳粹行为不满的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反战力量。因此，当时很多文字在描述“七二零”行动时都使用贬义的“政变”字眼，长时间以来不少德国人仍然不愿意特别谈及第三帝国和二战。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德国领导人开始正视德国二战的历史，德国总理施罗德曾讲过，如果现在的青少年连那段历史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历史重演呢？那些长眠地下的受害者怎么会瞑目呢？这段历史又怎能用“不堪回”四个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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